決定現代化命運的重大抉擇
——論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一）2010年，本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
中國的現代化，又到了一個攸關未來的路口。
“在經歷了近百年的外族羞辱、入侵、戰爭以及難以名狀的事件后，中國人正準備擁抱久盼的夢想，那就是國家的現代化”。當世界以慨嘆的目光，打量這個追趕者60余年砥礪奮發的身影，“1949—2049”這一中國現代化的時間表，也進入了攻堅克難的“后半程”。靠什么保證現代化的持續性？靠什么續寫“前半程”的輝煌與光榮？中國必須做出抉擇。
“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關鍵要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黨的十七大，新的遠見開始凝聚。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一場國際金融危機使傳統發展方式“軟肋”盡顯。2009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新的任務迫在眉睫。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關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標和戰略舉措”。2010年初胡錦濤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發表重要講話，新的認識飛躍升華。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個時代的命題、發展的課題、現實的難題，在過去一年以前所未有的峻切，期待我們的破解之道。這一年，我們不僅有發展速度的V型反轉，更有發展方式的切實突破。國際輿論敏感地指出，“這個以接近10%的速度飛翔了30年的國家，在關注GDP增速的同時，開始更加關注GDP的構成和質量。”
多一些歷史眼光的人還發現，如同當年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步伐，無比艱難卻無比堅定；今天，這個發展中大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步履，同樣艱難也同樣堅決。
若干年后人們會看到，來自經濟領域的這場深刻變革，是決定中國現代化命運的又一次重要抉擇。
（二）這一抉擇，始于科學發展的時代要求，源于不變不行的現實憂患。
“金融危機引發的‘傳染病’使眾多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倒下，中國也面臨‘失去免疫力’的危險。假如沒有大規模政府投資拉動，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的低點可能會降至1%左右。”
為什么會這樣？
與發達國家金融體系陷入泥沼，危機從金融領域蔓延到實體經濟領域不同，中國的金融業健康穩定，對實體經濟的“造血”功能毫發未損，為什么我們也在這場冠名“金融”的危機中受到嚴重沖擊？
問題出在經濟發展方式上。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國際市場，外貿依存度從改革開放之初的9.7%上升到目前的60%，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此之高的外貿依存度，帶來與國際市場“同此涼熱”的高風險度。一旦危機席卷全球、外部需求急劇下滑，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就必然因為出口的自由落體式滑落而失去平衡。
長期以來，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術、缺乏自主知識產權，更多依靠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依靠資源能源的大量投入來賺取國際產業鏈低端的微薄利潤。“世界工廠”的光環，掩不住90%的出口商品是貼牌產品的尷尬。在巨浪滔天的金融海嘯里，這些沒有自己“頭腦”和“心臟”的貼牌企業更容易“沉沒”。
重國際市場、輕國內需求，重低成本優勢、輕自主創新能力，重物質投入、輕資源環境，重財富增長、輕社會福利水平提高，這就是我們長期形成的傳統發展方式。這樣的發展方式不夠注重結構的優化、效益的增加、過程的可持續和成果的共享，難以實現質與量的統一、快與好的統一、物與人的統一、人與自然的統一。這樣的發展方式與國際金融危機“雙碰頭”，自然會產生強烈的共振效應。“雖然金融風暴沒有正面沖擊中國，但‘發展方式病’的存在，還是使這個龐然大物趔趄了一下”。
“國際金融危機形成的倒逼機制，客觀上為我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了難得機遇”，黨中央果敢科學的判斷，堅定了人們以變革促轉型、從危機看生機的決心。穿越漫天怒吼的金融風暴，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時代命題，開始醞釀初現形態的“質變”，預示著中國現代化歷程上的重要轉折。
（三）自18世紀下半葉，蒸汽機吐著白氣推開現代化大門以來，人類文明發生了深刻的嬗變。在現代化進程的大舞臺上，新老大國次第亮相，演繹了各具特色的發展篇章，這當中有一條堪稱規律的結論：一個國家要保持充滿活力、持續向上的發展態勢，關鍵是讓經濟發展方式始終與時俱進，找到符合時代潮流、契合自身發展階段的現代化路徑。
近300年的世界現代化史，就是一部發展方式的更新史。正是依靠工業革命，轉向工業立國，才使英國這個孤懸一隅的小島，孕育了超凡的能量，成為跨越兩個世紀世界發展的領頭羊。正是重視科技發明、信奉“專利制度就是將利益的燃料添加到天才之火上”，才使美國這個原本照搬歐洲技術的學生，成為一個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國家，抓住機遇躍居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并以不斷創新的方式增強綜合國力、鞏固超級大國的地位。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拉美經濟高速起飛，但由于未能在收入分配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及時轉型，其人均收入長期阻隔在6000美元的“玻璃穹幕”中，掉進了“拉美陷阱”。同一時期，日本和韓國的工業化高速推進，卻忽視了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型，企業發展仍以政府為主導，致使一個個“超大企業”缺乏創新活力，技術多停留在模仿層面，陷入了“日韓困境”。
沒有一勞永逸的現代化，也就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方式。在發展方式這個問題上，不變則罔，不進則退，這條兩百多年來錘煉的歷史經驗，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推進現代化的國家理念。
國際金融危機波瀾未平，一場爭奪未來發展制高點的“競賽”就已悄然涌動：美國將研發投入提高到GDP的3%，創下歷史最高水平；英國著眼發展低碳經濟、數字經濟，“構建英國未來”；歐盟宣布投資1050億歐元發展綠色經濟；俄羅斯提出開發納米和核能技術……人們清楚地知道，這樣的結構調整、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是世界經濟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的前奏，它們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后危機時代”的國家力量對比，重構全球的經濟政治版圖。
此時此刻，中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不僅符合世界經濟發展方式變革的一般規律，更關系到我們在未來發展中能否擁有新的引擎，在未來競爭中能否獲得新的優勢，在現代化路途上能否取得新的成就。
（四） 新中國成立前的200年，中國是世界現代化進程的落伍者。現代化之于中國，有夢卻無路。是新中國的誕生，使中國人的夢想有了清晰的“時間表”：用100年時間基本實現現代化。
60年過去了。從中國人用的火柴、煤油都姓“洋”，到不少人離開“中國制造”就將失去舒適的生活，中國實現了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化中期階段的歷史跨越。歐美發達國家用了將近300年，才使10億左右人口進入工業社會；中國僅用了60年，就將13億人帶入工業社會，演繹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傳奇。
今天，進入現代化的“下半場”，構成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模式的諸多要素條件、內外環境、增長動力與機制都發生了重要變化。如果保持原有發展方式不轉變，未來40年我們將走上一條怎樣的道路？
這是一條外向發展難以持續的“風險之路”。“危險往往在危機結束之后”，國際金融危機漸行漸遠，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卻有待時日，全球經濟可能進入相對低速增長期；發達國家居民儲蓄率將有所上升、消費率繼續下降，國際市場需求短期內甚至會相對收縮。那種過度依賴外向型經濟、“大進大出”的傳統發展方式，不僅會加大風險，而且在未來難以持續。只有將經濟發展更多建立在擴大內需的基礎上，才能在國際風云變幻中始終立于不敗之地。
這是一條資源環境難以支撐的“負重之路”。中國的人均資源能源擁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消耗量卻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這種“暴飲暴食”型的發展方式，不僅我們自己的國情不允許，全球的資源容量也難以承載。另一方面，我們正以歷史上最脆弱的生態環境，負擔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活動。如果沿襲原有的發展方式，“碳排放”將成為無法飄散的憂慮，不僅會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也不利于中國對環保這一人類共同責任的主動擔當。
這是一條國際競爭力難以提升的“低端之路”。國際產業分工有條“U”型曲線，一端是高利潤的研發、設計、標準制定等，另一端是高利潤的品牌、銷售和服務，中間是低利潤的加工生產。如果不能形成以技術進步為基礎的新競爭優勢，中國將長期停留在“U”型曲線的中間段，徘徊在國際產業鏈的中低端。隨著土地、能源、人工等要素成本的上升，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我們所依賴的低成本“比較優勢”也將不復存在。
這是一條人的福利難以增長的“物本之路”。按照經濟學的“激勵相容”理論，最好的制度安排是使人們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正好與社會實現價值最大化的目標相吻合。當今時代，百姓熱切盼望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盼望公平化、綠色化、國民福利最大化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以單純物質增長為核心內容的傳統經濟發展方式，讓人民從發展中分享紅利、滿足人的全面發展需求，是繼續發展的重要動力。
中科院最近發布的一份報告認為，中國在通往現代化的道路上，將遇到資源環境壓力、發展不均衡等挑戰，如果按照發達國家現代化的現有“歷史經驗”走下去，中國在本世紀末晉級發達國家的概率僅為4%。
環顧全球，曾經成功啟動現代化進程的國家不少，但真正能夠推動現代化進程持續不斷進行下去并最終獲得成功的國家并不多。不少國家在邁入現代化進程后，最初的發展勢頭相當不錯，但后來卻出現停滯，甚至發生逆轉，關鍵原因就是沒有及時對發展方式作出調整。
飛速發展30多年之后，中國走到了這樣的關口。黨中央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正是基于對歷史經驗和現實挑戰的深刻洞察——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適應全球需求結構重大變化、增強我國經濟抵御國際市場風險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國際競爭中搶占制高點、爭創新優勢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國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必然要求，是適應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新要求、滿足人民群眾過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
（五）命運不關乎機會，而關乎對機會的把握和選擇。20世紀以來，中國曾有兩次決定現代化命運的重要轉型。
60年前新中國的成立，完成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歷史性轉變，徹底掃清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制度障礙，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社會制度轉型，這是決定中國現代化命運的第一次重大抉擇。
30年前，我們以“摸著石頭過河”的勇氣、“殺出一條血路”的決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恢弘巨幕，開始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使我們這個曾占據人類文明中心地位的古老民族，在落后世界現代化進程一個多世紀后，趕上了現代化的最新浪潮。經濟體制轉軌，這是決定中國現代化命運的第二次重大抉擇。
今天，從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新特點出發，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我們又提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時代命題，并以國家整體發展方式的轉型，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歷史性變革。發展方式轉變，這是決定中國現代化命運的又一次重大抉擇。
社會制度轉型，經濟體制轉軌，發展方式轉變。三次變革，處于不同歷史時期，源于不同歷史環境，反映了我們黨引領中國發展進步能力的不斷提高、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如果說第一次“政治制度”抉擇，打下了中國現代化的制度基礎，創造了新中國60年國強民富的輝煌成就；第二次“經濟體制”抉擇，激活了中國現代化的動力源泉，帶來了改革開放30年的飛速發展；那么這次“發展方式”抉擇，將確定中國現代化的正確路徑，奠定未來中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格局。
發展經濟學理論認為，經濟發展方式并非僅僅涉及經濟增長，它同時涉及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消費行為、文化、人與人的關系等各個方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看起來是經濟領域的一場變革，實質上“關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在我們黨總體戰略布局中，“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加快推進自主創新，加快推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加快推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加快推進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8個“加快”關涉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深刻體現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全局性戰略意義?！?
?。C遇稍縱即逝。
轉變發展方式是現代化進入一定階段后各國普遍面臨的挑戰。成功應對這個挑戰，就能保持現代化的連續性，否則，發展代價會越來越大、空間會越來越小、道路會越來越艱難。
自上個世紀80年代起，黨中央就提出要從粗放經營為主逐步轉上集約經營為主的軌道。進入新世紀，黨中央進一步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戰略思想，黨的十七大更明確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任務。
同時我們應當看到，多年來推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雖有一定成效，但經濟發展總體上仍呈粗放狀態。“GDP崇拜”在一些地方仍驅之不散，重速度輕效益、重國際市場輕國內需求、重財富增長輕民生投入的現象還在一些領域存在。特別是當前，轉變的步伐更明顯落后于國際國內經濟發展形勢，與抓緊解決經濟運行中突出矛盾的要求不相適應，與有效應對國際經濟風險挑戰的要求不相適應，與實現科學發展的要求不相適應。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久推難轉”、“轉而不快”，充分反映了轉變的艱巨性。
在片面追求增長速度的體制機制下，那些經濟總量大、增長速度快的地區，自然會受到某種激勵，盡管這些地區發展效益、質量并不顯著，甚至環境污染嚴重；
在價格形成機制不能真正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代價的背景下，企業總是能夠輕易獲得廉價生產要素并賺取高額利潤，自然不會去想辦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在以發展速度和規模論成敗的干部考核評價體系下，一些地方表面上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擺得再高，也有可能還是緊盯速度，“好”讓位于“快”。
沒有體制的突破，就難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每一個具體的轉變，都要面對深刻的利益調整，也可能會帶來新的矛盾問題，甚至暫時看不到明顯的成效。加快轉變，既是一場攻堅戰，也是一場持久戰，關鍵在于扎扎實實地貫徹科學發展觀，出路在于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以改革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經歷化蛹成蝶的陣痛之后，我們將獲得更加廣闊的發展舞臺。
（七）人類歷史上堪稱歷史時代的時期，是那些具有貫通的主題、出現巨大歷史變化的時期。1949年以后的中國無疑是這樣的時期，這60年，新中國全面鋪陳了現代化這一時代主題，并以中國共產黨人與時俱進的改革創新，億萬中國人萬眾一心的激情演繹，將這個主題書寫成舉世矚目的國家傳奇。
2010年初，一家外國媒體刊登的一篇文章這樣評述：“置身中國，我現在比任何時候更加確信，當歷史學家回顧21世紀頭十年的時候，他們會認為最重要的事件不是經濟大衰退，而是中國的綠色大躍進”。托馬斯·弗里德曼，這個善于捕捉時代變化的觀察家，在中國現代化路程上看到了什么？
每一次重大的危機，往往帶來調整的機遇；每一次抓住機遇的變革，都會醞造影響深遠的變局。
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為任何干擾所惑，我們一定能在深化改革中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歷史新跨越。
緊緊抓住機遇，承擔起歷史的使命，我們將在現代化的歷程中創造更加輝煌的中國時代。（任仲平）
本文來源：新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