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光明日報第15版選摘了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著的《做戲的文明》的第一章內容,對當今世界文化進行了分析。現將全文轉載如下：
做戲的文明
[西班牙]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
趙德明譯
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出生于1936年，是擁有秘魯與西班牙雙重國籍的作家與詩人。他創作小說、劇本、散文隨筆、詩、文學評論、政論雜文，也曾導演舞臺劇、電影和主持廣播電視節目及從政。詭譎瑰奇的小說技法與豐富多樣而深刻的內容，為他帶來“結構寫實主義大師”的稱號。
2012年4月西班牙ALFAGUARA出版社出版了略薩的新書《做戲的文明》。本次選摘的是由趙德明教授翻譯的第一章。作者指出當今的世界文化正處在“深刻的危機之中”。我們可以不贊成他的提法，但是文中列舉的大量事實為我們敲響了警鐘。
西班牙《國家報》特派駐紐約記者克勞迪·佩雷斯，在2008年9月19日星期五為報導金融危機寫道：“紐約的各家娛樂小報發瘋般地尋找一個會從摩天大樓跳下去的經紀人;大樓里有大投資銀行，這些倒下的偶像讓金融風暴變成了灰燼。”讓我們記住這個場景吧：一大群攝影記者、追蹤拍攝名人的狗仔們，他們注視著高空，打開了鏡頭蓋，準備抓拍以戲劇表演方式生動體現金融浩劫而自殺的第一人，這場浩劫已經把一些大企業和無數公民的億萬美元埋進廢墟里面了。我想沒有什么更好的場景能如此概括我們當今的文明了。
我認為這是給我們今天的文化下定義的最好方式，西方國家如此，非西方國家包括亞洲以及許多所謂第三世界國家也是如此。
做戲的文明是什么意思?就是那里的現行價目表上占據首位的是娛樂，娛樂、消遣是全球性的激情。毫無疑問，這個生活理想是完全正當合理的。只有某個狂熱的清教徒才會譴責要生活得娛樂、消遣和開心的人們，因為這些人要擺脫那令人壓抑、有時令人喪失理智的社會俗套。但是，把這種天生要過好日子的傾向轉化為崇高的意義，反而會產生意外的后果：文化平庸化，淺薄成風，在信息領域里荒唐、惡搞、不負責任的新聞作風泛濫成災。
是什么讓西方漸漸墮落為這種文明的呢?是二戰物資匱乏的年月以及戰后的短缺讓人們追求福利。艱苦時期之后是非凡的經濟發展階段。在歐洲和北美，民主、自由的社會里，中產階級快速壯大，社會活動頻繁，同時人們也沖破了道德底線，其中率先開始的是性生活。在傳統意義上，性生活是由教會和右翼或左翼政治組織，以非常溫和的世俗主義加以約束的。福利制度、自由的生活方式，加上日益膨脹的消遣、娛樂空間，成為一種強烈刺激，娛樂業大發展，廣告業推波助瀾，廣告是這個時代之母，是魔術師。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不要煩惱、躲避憂愁和困惑之風成為社會金字塔從上到下各個階層的統治風氣，奧特加稱之為“當代精神”，它已成為人人自覺或不自覺頂禮膜拜的有價值、受追捧、輕松的上帝，我們崇拜它的時間至少已經有半個世紀，而且如今越發地崇拜。
另外一個因素對于眼前現狀的造就也很重要，那就是文化的民主化。這是一種源于利他主義意愿的現象：文化不能是永遠屬于精英階層的財富，自由、民主的社會有把文化通過教育惠及所有人的道義責任，但也需要文藝等其他文化的推動和資助。這個值得贊美的想法卻令人始料不及地產生了讓文化生活平庸、瑣碎的結果，文化產品形式的便捷和內容的膚淺成為更惠及多數人的愛國理由。這是以犧牲質量來換取數量。這一觀點很容易在政治上蠱惑人心，在文化上造成意外反射，如高雅文化的消失，因為高雅文化的深刻思想與復雜密碼必然造成曲高和寡的現象，還例如文化思想本身的大眾化。如今文化已經轉向只有在人類學推論中才采納的定義。就是說，社會生活的全部表現都是文化：語言、信仰、習俗、服飾、技術，總之，一切社會實踐，可回避的、受尊重或厭惡的，都是文化。當文化思想變成了一個大雜燴，它就不可避免地僅僅被理解為一種消遣的方式。文化當然可以如此，但是果真如此，文化就失去了意義，就會為人所不齒，因為構成文化的任何成分都半斤八兩，千篇一律，無論威爾第的歌劇、康德的哲學，還是英國的滾石樂隊的演唱會和法國大馬戲團的演出都是等價的。
因此，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學是輕松、愉快、易懂的文學就不令人奇怪了，這種文學厚顏無恥地主張和強調娛樂性(幾乎只有娛樂性)。請注意：我不譴責娛樂文學作家，因為他們中間，有些人雖然作品不多，卻不乏真才實學。如果說我們這個時代還有像喬伊斯、弗吉尼亞·伍爾夫、里爾克和博爾赫斯這樣的勇士敢冒文學創新的風險，其原因不單單在作家本身，還在于我們身陷其中的文化語境，它不要求讀者聚精會神，而是放松緊張情緒，而過去的文學作品則需要讀者付出巨大的努力去理解。今天的讀者要求作品輕松、愉快，這個要求對作家來說構成一種強大的壓力。同樣絕非偶然的是文學評論在媒體也消失了，它躲進了文學系或語言學教研室，只有專家才能研究它們。不錯，嚴肅的報刊還在刊登書訊、書展和音樂會的消息，但是有人閱讀那些孤獨衛士的文章嗎?這些衛士試圖在當今推銷文化廉價品的亂哄哄市場建立起某種等級秩序。的確，評論在我們祖父、曾祖父時代的文化界扮演中心角色，因為評論可以給公民當顧問，讓公民辨別耳聞目睹的是非，而今天評論正瀕臨滅絕，無人理睬，除非評論也變成搞笑的東西。
輕松的文學如同輕松的電影和輕松的藝術，給講文化、肯革新、講時尚、處于前衛、動點腦筋的讀者和觀眾一種舒適的印象。這樣一來，那肯前進和愿意與傳統決裂的文化實際上是在安于現狀，其表現很惡劣：遷就現狀，自我滿足。
在當今的文明里，廚藝和時裝占據大部分文化版面是正常和必須的，如今唱主角的是“廚師”和“時裝師”，而從前是科學家、作曲家和哲學家。在當今的文化坐標上，小灶、大灶和T型舞臺與圖書、音樂會、實驗室和歌劇院混雜在一起;同樣，從前是教授、思想家和神學家影響習俗、鑒賞和時尚，如今則是電視明星和足球大腕了。50年前可能是在美國，有個名叫埃德蒙德·威爾遜的人通過《紐約客》發表文章來決定詩歌、小說和散文的成敗。如今則是歐普拉的電視節目一錘定音了。我不是說這不好。只是說事情就是如此。評論界退出后留下的空間，由廣告悄然填補跟進了。廣告如今不僅成為文化生活的組成部分，而且變成了決定性的傳播媒介。在情趣愛好、鑒賞力、想象力和習慣養成方面，廣告起著決定性作用。從前在這個領域由哲學體系、宗教信仰、思想意識形態以及在法國被看成是時代官員的良師所起的作用，如今由廣告社的“創意”人員完成。自從文藝作品被看成是一種商品，由其在市場的波動決定其生死之日起，發生如此悲慘的變化就在所難免了：小藝術品的價格與價值混為一談。當一種文化把開動腦筋當做舊物束之高閣并且用影像代替思考的時候，文藝作品就由廣告設計人員以及大眾的條件反射來決定取舍了，而大眾缺乏思想的自衛手段，難以區分真假，容易被商人敲詐。由此，約翰·加利亞諾在巴黎T型舞臺推出的時裝模特或新式法國大餐就拿到了高雅文化的榮譽公民身份證。這樣的狀況刺激了音樂，它興奮地變成了全世界新一代的認同符號。時髦的樂隊和歌手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音樂場所，如同古希臘慶祝非理性的狂歡節一樣，如今成為放縱、宣泄、崇拜、狂熱和無理性的集體儀式。當然，電子樂、狂熱音樂的群眾集會也是如此，人們在迷霧中跳舞，聽迷醉的音樂，借助狂喜而銷魂。今天的年輕人在群眾集會和音樂集會上領圣體、做懺悔、自我救贖，以這種忘記自我的方式得到滿足和享受。
當代文化的另外一個特點是群體化和輕浮。如今各類體育的重要性只有歷史上古希臘才有過。對柏拉圖、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以及其他經常光顧學院的人來說，鍛煉身體和修身養性是同時進行且互補的，他們認為二者互相充實。今天則不同，搞體育要花錢，是代替腦力勞動的鍛煉。體育界里，最突出的是足球，有群眾支持，跟流行音樂會一樣，能聚集起成千上萬的人，能煽動起人們的情緒，讓人們發狂，其狂熱程度絕對超過政治大會、宗教游行或者市民議會。一場足球賽會給球迷(我也是)提供一個個人表現、集體配合、技術嫻熟的精彩表演，也會讓觀眾欣喜若狂。但是如今的足球大賽像古羅馬競技場一樣首先是宣泄非理性的場所，是個人對部落本性的回歸，是隨大流的一分子：觀眾在無名狂熱的庇護下，放縱攻擊性的本能，排斥別人，象征性地(有時是真的)要征服和消滅對手。一些足球俱樂部著名的“兇猛的球迷”吵鬧成性、縱火燒毀座位、打人傷人，說明在多數情況下吸引他們(女性也有，且日漸增多)去球場的不是體育本身，而是一種宗教儀式，是個人釋放非理性的本能和沖動，讓他們放棄了文明修養，在比賽過程中表現得像原始部落成員一樣。
當代社會有件怪事就是知識分子失去了重要性，而在不久前知識分子在國家生活中是扮演重要角色的。如今知識分子從大辯論中消失了，至少在重要的辯論中不露面了。的確有些知識分子在宣言上簽字，給報社寫信，卷入爭論，但對社會進程毫無影響，社會上的政治、經濟、甚至文化大事都由行政部門和所謂的實權人物決定，知識分子只有缺席的“光榮”。多數知識分子意識到自己被社會生活擠兌到了難堪的境地，便在公共問題的辯論中選擇慎言或棄權的做法。他們一頭鉆進自己的學科或私事，不理睬半個世紀前人們所說的作家和思想家對社會的公民、道德“承諾”。但是，也有例外，那些經常發言的人——因為接觸到了媒體——是那些更多的要自我推銷和表現自己而不是捍衛什么思想原則或者價值觀的人。因為在做戲的文明里知識分子只對是否能時髦和搞笑感興趣。
當今是什么導致了知識分子“矮化”和蒸發的?應該考慮的原因之一是：幾代的知識分子由于在面對納粹、蘇聯的獨裁專制統治及其制造的恐怖事件時，三緘其口而信譽掃地，比如對希特勒的大屠殺、斯大林的勞改營等置若罔聞。那些似乎有時代特權思想的人們竟然與政府沆瀣一氣，進行種族滅絕，踐踏人權，廢除種種自由，這不能不令人愕然難堪。但是整個社會對知識分子完全不感興趣的真正原因則是做戲文明中思考能力的弱化。
因為做戲文明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作為文化生活原動力的思想信仰的貧困化。今天，在我們的生活里，形象壓倒思想，因此視聽手段，電影、電視，加上互聯網正在把圖書拋在身后，如果喬治·斯坦納之類的悲觀預測得到驗證，那么在不遠的將來，圖書會進入墓穴。
新聞以何種方式影響了做戲的文明呢?這種文明又如何影響新聞呢?
嚴肅的新聞與嘩眾取寵的小道消息之間的傳統分界線逐漸模糊了起來，其間布滿了許多空白，許多情況下甚至沒有區別。今天甚至很難區分不同媒體之間有什么不同。因為把娛樂和消遣變成時代的最高價值的后果之一，就是什么信息應該優先是混亂的，即：消息重要或次要有時不僅僅取決于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意義，而且還取決于它的新穎性、突發性、怪異性、丑聞性和戲劇性。當今的新聞不知不覺中，在遵循主流文化指令的同時，追求新聞的娛樂性和消遣性，其不可避免的結果是巧妙地歪曲了傳統目標，助長了一種輕浮、輕率、輕松、膚淺和娛樂性質的新聞，最嚴重的是，如果手里沒有信息，就編造新聞。
因此，不能不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擁有廣大讀者的不是嚴肅的出版物，不是追求嚴謹、真實、客觀描寫現狀的報刊，而是所謂的“名人雜志”，這種雜志印刷幾百萬冊，打破了紙制刊物面對視頻的競爭步步萎縮、后退的說法。萎縮、后退的是反潮流的刊物，因為它們講究負責，講究報告信息，而不是取悅讀者。
把新聞變成娛樂工具的結果就是逐漸為花邊和小道消息打開了合法之門;就算不是誹謗、誣蔑和造謠，也往往是報告丑聞、背叛、八卦、揭露隱私。
因為刺激一般人的情欲是娛樂、消遣的最有效的方式。其中揭露他人隱私，尤其是公眾人物、名人的隱私要占首席。報刊為了滿足讀者的需要而行事的同時，不知不覺中就為這個以輕浮為優先的快餐文化作了貢獻，而不像從前那樣首先考慮思想性和藝術表現。
事物當然是千差萬別的，有些媒體依然極力抵抗社會壓力，不放棄嚴肅、客觀、嚴謹和求真的老模式，不怕這樣的做法令人厭煩，不怕受眾“哈欠連連”(帕斯的說法)。我指出的是當代新聞業的一種傾向，并沒有忽視不同報業之間在道德表現、社會覺悟以及專業化水平的差異。但悲慘的現實是，如果報業絕對不理睬當代社會的主導文化特點，就絕對無法存活(不可能有一個忠實的讀者群)。當然，大報也不能單單根據調查讀者的興趣決定自己的編輯方向、道德行為和報導重點。大報的職能還有為在當下驟變中感到眩暈和迷茫的公眾指引方向，答疑解惑，辨別真偽、公正與不公正、善良與丑惡。但是，要實現這樣的職能，必須有公眾的支持。今天，不與戲臺準則保持一致的節目和報紙會有失去舞臺和觀眾的危險。盡管新聞在打造做戲的文明中是有貢獻的，但它沒有能力獨自改變這一文明。這是一個扎根于當代、新一代出生便要面對的現實，是一種生存方式，也是一種死亡方式。我們這些幸運兒趕上了這樣一個社會：現代西方社會的民主、自由、思想、觀念、書籍、文藝許給了我們這樣一種特權——把短暫的娛樂變成人生的最高愿望，變成毫無顧忌蔑視一切煩惱的利器，但我們的生活不僅僅有娛樂，還有悲傷、痛苦、神秘和失落。(摘自《外國文藝》201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