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北京考試報》官方微信刊發圖文《【高考改變中國】謝寧：從知青到北京商學院復校首屆本科生》，對我校校友、原北京商學院復校后首屆本科生謝寧因高考改變命運的事跡進行了報道，現將全文轉載如下：

謝寧，一名1969屆的北京知青，遠赴黑龍江下鄉9年。因為恢復高考，他在25歲那年才通過高考圓了大學夢。

北京商學院（北京工商大學前身）曾停辦，原計劃1979年恢復招生。由于臨時決定提前復校，遂將包括謝寧在內的一部分填報北京經濟學院志愿的考生調劑錄取至北京商學院。他們成了這所大學復校后的首屆本科生。

高考過去40年，作為中國經濟網原副總編、經濟日報高級記者的謝寧，感嘆高考改變了他的命運。

背水一戰：25歲參加高考

記者：1977年恢復高考，您還記得當時聽到這個消息的情形嗎？

謝寧：1977年10月，電臺里廣播了即將恢復高考的消息。我當時在黑龍江的農場里。當時，關于高招要恢復考試的傳言不脛而走，已經有段時間了，這對我和其他渴望上大學的知青來說，無疑是看到了希望。

我是1969屆的北京知青，不屬于“老三屆”（指1966至1968屆初高中生）。1969年北京應屆初中生全部奔赴了邊疆生產建設兵團。這就注定了1969屆知青若加入高考競爭，比上比下都處劣勢的局面。“老三屆”最小的1968屆初中生也念完了初一課程，而1969屆僅在“復課鬧革命”后進入中學一年多，所接受的文化知識基本為零。下幾屆中學生要么留城，要么到郊縣插隊，在高考補習功課上有極大的便利條件。

不久前，我看到一篇回憶文章，說1977級某考生自稱高考前用12天自學了全部高中數學。我向來不相信此類速成的故事。我所認識的1977、1978年考上大學的知青，他們都經歷過一段時間的艱苦自學，幸運的話可能有老師輔導。還是那句老話，人人都想找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而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記者：您參加了1978年高考，當時的考試經歷是怎樣的？

謝寧：我1978年4月才從黑龍江回城。當時沒有輔導班，也找不到老師輔導，我手頭的材料就是1977年各省市不同的高考試題。況且，那時報考年齡上限25歲，下年我將超齡，所以只能“背水一戰”。但后來我才知道，實際上1978年高考錄取時在年齡上還是放寬了些，我們班上年齡最大的同學31歲。

高考我選擇了文科，自學時數學花費的精力最多。在黑龍江時，我把中學的數學課本找來，蓋住上面的例題自己解題。后來有了習題集，我就把初高中的都做了，只是解析幾何部分沒時間做完。

那時白天還要按時出工，我只能利用晚上的時間，這樣復習就比較累。語文相對不太費勁，一是那時總要寫批判稿之類的文字，下筆不困難；二是中外文學作品讀了不少；三是有一本北大中文系編的《語法修辭》。因此，我對語文心里還算有底。

歷史是我所喜歡的，小學時吳晗編的《歷史小叢書》對我影響挺大，下鄉后把范文瀾的《中國通史》也讀了一遍。地理則主要靠最后3個月的記憶。當年雖然北京、上海的電臺里都開辦了外語廣播講座，但我們在邊疆根本收聽不到，外語只能選擇免考。

1978年高考是全國統一試卷，時間為7月20日至22日，具體考題已記不清了。要說難忘，我覺得就是熱。我在人大附中考場，教室里沒有電扇，悶熱如蒸籠。

有一次等待進考場時，我前面的一位女考生中暑昏倒了。那時參加高考，除了考驗對知識掌握的情況外，就是拼體力與毅力。考到最后一門時，我所在的教室約三分之一的人不來了。如果說下鄉知青在知識掌握上不及應屆生的話，我們在拼博精神上還是占上風的。

調劑錄取：復校首屆學生

記者：當年高考，您都報考了哪些學校和專業？最終以多少分被北京商學院什么專業錄取？

謝寧：1978年高考，我的語文、歷史、地理成績都在80分上下，數學考了40多分，當年文理科數學同卷，所以數學成績還算不錯。沒想到政治只考了60分，原因是我還不懂應試要求。

我高考總成績343.5分，當年社會考生的成績是張榜公布的。北京地區1978年文科380分左右可上北大，但文科可以選擇的范圍并不大，就是文史哲加上法律、經濟五大類。歷史是大熱門，報考的人數眾多。哲學的熱度已經下降。法律的培養方向面向公檢法，因此不算熱門。當時國家建設百廢待興，經濟類前景被普遍看好，但綜合大學中的經濟系科有限，財經類的院校數量又很少。因此，我報了北京經濟學院作為非重點第一志愿，并填了服從調劑。最終，我接到了北京商學院商業經濟專業的錄取通知書。

我到校才知道，北京商學院在前幾年停辦，原計劃1979年恢復招生，后臨時決定提前復校，在高招部門協調下，將一批填報北京經濟學院志愿的考生材料轉至商學院。我和幾十名北京考生也就成了北京商學院復校后的首屆本科生。

記者：進入大學后，高校的學習情景給您印象深刻的有哪些？

謝寧：作為一個下鄉9年的知青，能在25歲時獲得上大學的機會，首先是興奮與自豪。我們恢復高考后的前兩批大學生，當年大多數佩戴校徽，走在街上、坐在公共汽車上都會吸引來羨慕的目光。

入校后，由于我們長期脫離課堂，很快感受到基礎知識上的差距，壓力也隨之而來。好在當年大家都有一種你爭我趕的精神，從早到晚校園里都有讀書聲，總有同學到教室和圖書館搶占座位，像我這樣的大齡學生緊迫感更強。當時流行的口號是“將失去的青春奪回來”。

北京商學院是一所創辦于50年代的商業部直屬院校，我們這屆學生來自5個省市區，多數同學的學習精神都是一樣的。

記者：恢復高考，對您的個人發展產生了哪些影響？

謝寧：當我回城時，返城知青的就業已經比較困難，按一般情況等待我的將是分配到集體所有制企業、街道工廠或服務行業。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我們1969屆返城知青中很多人在四五十歲左右已經下崗。而我通過高考上了大學，得到了比較系統的訓練，知識層次明顯提高，1982年畢業時被分配到商業部從事經濟理論研究工作，后來在不同單位也一直從事與經濟相關的工作，這對個人命運來說肯定是非常大的轉變。

回想我們畢業之時，改革開放正要進入騰飛階段，不少政府部門與國有企業出現人員青黃不接現象，亟需補充，而1977、1978級大學生正好填補了這一空白。

恢復高考：改革開放前奏

記者：作為恢復高考的受益者，您如何看待高考改變中國這一命題？

謝寧：1977年中央決定恢復高考制度，實際上是改革開放的前奏曲，這與當時倡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分不開。如何為實現現代化選拔與培養人才，靠其他途徑顯然無法完成重任，唯有通過考試才能相對公平地選拔人才。

從今天看，高考也是與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中的“平等”與“公正”相契合的。因此，恢復高考在當時不僅是廣大青年的期盼，更是時代發展的需要。

記者：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年，作為經濟領域的耕耘者，您覺得高考跟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有哪些關聯？

謝寧：改革開放40年，中國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這些成就是全國各族人民用勤勞、智慧、勇氣干出來的，其中通過高考進入大學并完成高等教育的這批人無疑起到了骨干作用。從這個意義上看，高考為中國的快速發展作出的制度保障怎么評價都不過分。

我認識的1977、1978年考入大學的人絕大多數在過去40年為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吃苦耐勞，盡職盡責，無論在國有單位還是民營企業，很多人作出了杰出貢獻。今天，這批人大多已經退休，他們用自己的整個職業生涯，證明了高考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或缺性。

附：微信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