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他的作品“表現了中國獨特的文化和風情，也描寫了廣泛意義上的人”。10月13日，中國教育報發表了《莫言：站在人的立場寫作》文章，現將全文予以轉載。

10月11日，在亞歐大陸另一端的中午，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的瑞典文學院會議廳，瑞典文學院常任秘書彼得·恩隆德一步步走上新聞發布臺……

同一時間，在亞歐大陸這一端的黃昏，膠東半島深處、山東高密的一處普通民居內，作為一名“年輕”的新任外公，作家莫言跟小外孫玩耍后，正在舒舒服服享用著晚餐……

   海內外30多家媒體簇擁在這個平時較為僻靜的高密小城，莫言無數的親友已經很多天打不通他的電話。記者、專家、作家，乃至出租車司機、小商小販，更多與莫言素昧平生的人守候在收音機、電視、電腦、手機等各種媒體前，靜候那即將到來的一刻。

   當“莫言”二字從恩隆德的唇齒之間輕輕躍然而出，高密大街上響起了清脆的鞭炮聲，人群中爆發出一陣陣尖叫。

   是的，莫言！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誕生了！

   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給出的理由是，中國作家莫言“用魔幻現實主義融合了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

   接到自己獲獎的消息時，莫言正在吃飯，“我有點吃驚”。莫言本人對此表現得并不興奮，他說，自己要“盡快從熱鬧喧囂中解脫出來，該干什么干什么”。對于他的獲獎，眾說紛紜，他“感謝朋友們對我的肯定，也感謝朋友們對我的批評。在這個過程中，我看到了人心，也看到了我自己”。

高密東北鄉的黑孩子

   1955年2月17日，莫言出生于山東高密大欄鄉平安莊，這里就是他文學世界中的“東北鄉”。“我曾對高密東北鄉極端熱愛，曾經對高密東北鄉極端仇恨，長大后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我終于領悟到：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

在早期的作品《紅高粱》中，莫言曾這樣描繪自己的故鄉：東北鄉位于平原與山巒的交接之地，地勢低洼，河道密集，文化底蘊濃厚，不僅產生了自己的戲劇“茂腔”，還有名聲在外的“高密三絕”：剪紙、泥塑、撲灰年畫。高密東北鄉處于三縣交界之處，可謂窮鄉僻壤，在天下大亂的年代，是一個盛產靈異和匪徒的地方，也是塑造高密人英雄血性的地方。這地方埋葬著他的祖先，這地方是他的“血地”。

   莫言本名管謨業，莫言祖父是第一個給予他創作重要影響的人。祖父雖然不識字，但聰明靈巧、樂善好施，打得一手好算盤，木匠、藥房、田畝丈量，樣樣精通，還博聞強記，通徹從三皇五帝到明清民國的野史。祖父有自己的信仰和獨立的追求行動。據莫言及長兄追憶，祖父對“大躍進”深惡痛絕，大膽預言其不能長久。雖一向勤勞，農活漂亮，但發誓不為合作社干活，自己冒險開荒或干木匠。祖父與精明大膽的奶奶相得益彰，于鄉鄰中深負威望。母親是除祖父外第二個給予莫言創作極其重要影響的人，母親的苦難和寬厚仁愛，讓莫言從小領略了世間的溫情，滋養了莫言深沉的愛心。

莫言10歲正在讀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文革”開始了，他和小伙伴們一起響應號召，停課鬧革命兩年。1968年小學畢業時，學習很好但中農出身的莫言喪失了上中學的資格。12歲的莫言一下子沉到了社會最底層，成了地地道道的農民。這是莫言最傷感的一段日子，當時他寫了許多“少小輟學”哀傷的歌。

一年秋天，莫言在地里干活，又累又餓，忍不住跑到生產隊的地里拔了一個胡蘿卜吃，被革命干部發現了，他們押解莫言到地頭，帶他到毛主席畫像前請罪。回到家里，一向正直處世、謹慎做人的莫家不能容忍孩子的丟臉，母親父親輪番打，最后爺爺出面保護，莫言才幸免一死。在小說《透明的紅蘿卜》中從不開口說話，最后被剝得精光、喪失了羞恥感的孤兒黑孩，在《枯河》中因誤傷村長的女兒而屈死在父母拳腳下的小虎，都有莫言在這一事件中的影子。

1973年夏天，在供銷社棉油廠工作的叔叔，給莫言在廠里找了一個臨時工的差事，當過磅員。這在城里人看來不起眼兒的職位，對一個農村小子來說，無疑是幾輩子修來的好運。他開始拿起筆，嘗試創作小說；他收獲了愛情，跟姑娘杜芹蘭從此攜手；他收獲了友情，和王玉清、張世家成為三結義好兄弟，三人都有文采，嘴巴功夫也都了得。后來莫言當兵后每次回鄉，總是要找這兩位好友神侃，他們都是愛抽煙、愛喝酒、吹牛不上稅的主兒，常常云山霧罩、通宵達旦。莫言的《紅高粱》就是聽了張世家繪聲繪色地講了一個故事，又是在張世家的慫恿下寫成的。還有其他那些說著高密方言的伙計、鄉親，都是聊起來讓莫言開心的人。

油棉廠的臨時工作并不能擺脫當一輩子農民的命運，對于失去了上學機會的他，當兵則是唯一的出路。直到1976年，莫言托關系，改年齡，如愿以償地當上了兵。1978年9月，因表現出色，部隊調莫言到河北保定。秋天的山溝是美麗的，狼牙山五壯士紀念塔與營地遙遙相望，莫言卻是苦惱的。面臨復員重回農村的壓力，他不得不在工作之余，拼命地寫小說，但收到的卻是雪片般飛回來的退稿信。走投無路的他寫信給一直鼓勵他的大哥說：“我該怎么辦？怎么生活下去？請大哥給我設計一條路吧！”北方的冬天分外寒冷，山中的黑夜始終有一盞常常亮到天明的燈。

1979年夏天，莫言回鄉，與在油棉廠認識的姑娘杜芹蘭結婚。1981年春，莫言在文學期刊《蓮池》第一期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說《春夜雨霏霏》。金秋十月，他的女兒出生，取名笑笑。歡笑第一次和莫言的生活緊密相連。1981年，成為青年莫言一個黃金的開始。一年后莫言終于等來了部隊提干的消息，從此脫離在農村一生的命運。

20世紀80年代是莫言叱咤風云的歲月，《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等相繼橫空出世，用莫言的話說“恨不得將文壇炸平”，中國文壇的確因莫言刮起了一股紅色旋風， 二十幾歲的青年作家莫言，被譽為中國現代派作家中的“奇才”、“怪才”。他狂過，“二十九省數我狂，栽罷蘿卜種高粱。下筆千言倚馬待，離題萬里又何妨”，他很喜歡這樣隨心所欲的自由狀態：“不摹古碑不臨帖，左右開弓涂且抹。隨心所欲真快哉，逍遙法外我是爺。”但莫言始終狂而不傲，不管是大批判的風波，還是掌聲四起，他都能表現出一種淡定。他的血脈里流淌著管氏家族滾燙的血，保持著一顆寬厚仁慈的心。他清楚自己的短處和欠缺，他知道自己該補什么課，他知道“我是誰”。

從那時起，他把自己所有作品中最終塑造的人物化身歸結為《透明的紅蘿卜》中那個“沒有姓名的黑孩子”。對此，他這樣解釋，我們哪一個人還保持著一顆未被污染過的赤子之心呢？我們可以將當今的社會、將形形色色的邪惡勢力，看成是偷換人間美麗嬰兒的妖精，但社會不又是由許多被偷換過的孩子構成的嗎？

 他借好友——獲得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的小說和隨筆中提到的兩件事情，給予了回答。一件事情是，大江健三郎在童年時，擔心自己因病夭折，他的母親說：“放心，你就是死了，媽媽還會把你再生一次……我會把你出生以來看過的、聽過的、讀過的還有你做過的事情，一股腦兒地講給他聽，而且新的你也會講你現在說的話，所以兩個小孩是完全一樣的。”另外一件是，在大江健三郎的故事中有個把妹妹丟失了的小姑娘，用號角吹奏動聽的音樂，一直不停地吹奏下去，把那些偷換人間的美麗嬰兒的妖精吹暈在地，顯示出那個真正的嬰兒。莫言認為，“講述和吹奏”是兩種把自己置換回來成為赤子，從而能使千千萬萬被偷換了的孩子變回赤子的辦法。

奔流不息的創作之河

對于自己為什么能獲得諾貝爾獎，莫言說：“我的作品是中國文學也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我的文學表現了中國人民的生活，表現了中國獨特的文化和風情。同時我的小說也描寫了廣泛意義上的人。我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寫人，我想這樣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區、種族、族群的局限。”

從上世紀80年代，莫言的創作按自己的話說“像拉肚子”似的，多產且高產。即使進入新世紀，步入中年的莫言也是基本按照兩年出版一部長篇的節奏進行創作。在他的心里，那些細細碎碎、蜂擁而至的民間故事，憑借歲月的積淀與沖刷，奔涌向前。

回顧莫言的創作歷程，10年前在山東大學與他聯合招生的賀立華教授認為，莫言創作主體意識經歷了三度躍遷。三度躍遷的代表作分別是《紅高粱》、《檀香刑》和《蛙》。

《紅高粱》寫作時期，莫言天馬行空般的自由，完全是一種無意識的自發狀態，他筆下生風，呼喚人性，張揚英雄，從“文革”壓抑里走出來的青年莫言，內心里充滿了“佛頭涂糞”、無所不能、橫掃一切的豪情。在歌唱“爺爺奶奶”英雄氣的時候，作家自己居高臨下，心里也是十分地英雄。

邁進新世紀的門檻，45歲的莫言創作的《檀香刑》，是一部以平民姿態在大地行走、邊走邊唱的作品。此時他已成為成熟老道的作家。曾被譽為“先鋒派作家”的莫言，公開宣稱：我要“撤退了”，“《檀香刑》是我的創作過程中一次有意識的大踏步撤退”。他要撤退到民間，他要把廟堂雅言、用眼睛閱讀的小說拉回到小說原本的母體模樣，還原成用俗語俚曲說唱式的、大庭廣眾用耳朵聽的藝術。他改變了《紅高粱》時期居高臨下的姿態，有意識地降低了身段。他給山東大學研究生講課時說過這樣一個觀點，那就是“我就是農民，就是老百姓，我的寫作就是作為老百姓的寫作”；《檀香刑》發表后不久，他在南京大學講學時再次稱“我是作為老百姓寫作，而不是常說的為老百姓寫作”。從“為老百姓寫作”到“作為老百姓寫作”，雖然只是一字之差，卻是莫言寫作立場的變化、心境的變化。

《蛙》是莫言天命之年后的作品。這部小說是一次靈魂深處的革命，正如莫言所說，“是把自己當罪人來寫”。從“作為老百姓寫作”到“把自己當罪人來寫”，這是一次大的跨步。這是莫言創作30年來第一次發出這樣的聲音，宗教般的懺悔意識也是第一次出現在莫言作品中。盡管在這之前，莫言也說過自己寫人物的原則是“把好人當壞人寫，把壞人當好人寫”，可以說那只是一種寫作技巧和手法而已，但這一次就不僅僅是技巧和手法問題了。莫言在《蛙》中借給杉谷寫信的劇作家蝌蚪之口這樣說：“20多年前，我曾大言不慚地說過：我是為自己寫作，為贖罪而寫作當然可以算作為自己寫作，但還不夠；我想，我還應該為那些被我傷害過的人寫作，并且也為那些傷害過我的人寫作。我感激他們，因為我每受一次傷害，就會想到那些被我傷害過的人。”莫言開始對人類生存困境更深度地思考。

當然，對于莫言的創作，海內外文學評論家冠以現實主義、浪漫主義、新感覺主義、魔幻現實主義、新歷史主義等各種各樣的標簽，莫言認為，這些標簽是“裝你沒商量”，而更多像杜特萊這樣的評論家認為：莫言只有一個。

在2006年秋第十七屆亞洲文化大獎福岡市民論壇演講中，莫言回顧他的文學歷程，給出了我們解讀他作品的一把鑰匙，那就是莫言5歲的時候，正處于中國歷史上一段艱難的歲月。生活留給他最初的記憶是母親坐在一棵白花盛開的梨樹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紅色的棒槌，在一塊白色的石頭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綠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濺到母親的胸前，空氣中彌漫著野菜汁液苦澀的氣味。那棒槌敲打野菜發出的聲音，沉悶而潮濕，讓小莫言的心一陣陣地緊縮。這是一個有聲音、有顏色、有氣味的畫面，是莫言人生記憶的起點，也是他文學道路的起點。這個記憶的畫面中更讓他難以忘卻的是，愁容滿面的母親，在辛苦地勞作時，嘴里竟然哼唱著一支小曲。那時候也正是莫言家最艱難的時刻，父親被人誣陷，家里存糧無多，母親舊病復發，無錢醫治。懂事的莫言總是擔心母親走上自尋短見的絕路。而母親對他因此哭泣非常不滿，她認為一個人尤其是男人不應該隨便哭泣。她對莫言說：“孩子，放心吧，閻王爺不叫，我是不會去的！”話音不高，但母親對她憂心忡忡的兒子做出的莊嚴承諾，從此使莫言獲得了一種安全感和對于未來的希望。這句話里所包含著的面對苦難掙扎著活下去的勇氣，將永遠伴隨著他，激勵著他。

設帳收徒做少年君子之師

2000年，莫言的女兒笑笑考入山東大學外語學院，山大邀請他擔任兼職教授。從2002年起，山大又聘請他與賀立華教授聯合培養現當代文學研究與文學創作研究生。這是他招收的首批弟子。

首度為人師表的他沒有任何報酬，心中感慨萬千。他說：“童年時因為‘文革’，小學未畢業就輟學回鄉務農，那時對上學的熱望，一點不亞于高玉寶。后來興起了‘工農兵大學生’，我的大學夢也做得很猖狂。山東大學是我心中一座高不可及的圣殿，‘文革’期間我在農村勞動時，就知道山大很多事情，因為我的鄰居有一個被錯劃為右派的大學生，聽他談山大的事情，是我的一大樂趣。幾十年后，我竟然也成為山東大學的兼職教授，雖然自覺有愧，但心中還是很激動。我感到當教授要比當作家難，作家寫不出好作品臭的是自己，而做教授做不好會誤人子弟。”

然而，他認定作家從封閉的書齋走出來，走進校園，設帳收徒，對作家和對學生都是好事情。他說，一個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保持銳氣，必須不斷地從外界汲取新鮮的東西，作家進入校園，對作家的寫作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從學生的角度看，學生如果直接地和作家打交道，也會獲得許多從傳統意義上的高校老師那里得不到的東西。

在山大的第一次師生會面，一向自信而平靜的莫言抱著緊張和矛盾的心態。一方面，莫言說：“早就盼著見面這一天了。”之前師生雖未曾謀面，但通過電話和電子信箱，已經多次交流。另一方面，莫言又說，“到大學當教授是我一個錯誤的選擇，作為一個小說家，在紙上滔滔不絕地寫還行，要真帶研究生、設帳收徒，必須拿出一套系統的理論才行，這對我來說非常非常困難。我覺得一個小說家理論太多，會扼殺他的創作。”自從猶豫再三領取兼職教授聘書后，當教授似乎成了他的一塊心病。“誤人子弟”成了他的口頭禪。但在他的這種誠惶誠恐中，確實認認真真地同賀立華仔細切磋商討講課的事，堅辭其他重要事宜參加研究生復試。

無論當著校長還是學生，莫言都很坦誠地說：“他們跟著我注定學不到任何東西。”不過莫言的補償辦法，可能令每個學生眼紅：“如果沒有辦法的話，我就經常請他們吃火鍋，讓他們精神上得不到的用食物來滋養吧，要不每年給他們1000元的助學金，否則我不敢當這教授。幸好有賀老師，有什么問題我解答不了，你們可以找賀老師，實在不行我可以把問題拿到北京去，請出北大清華的老師來解答。”

之后他多次來往北京、濟南授課，都很認真，雖不帶講稿，然口若懸河，層次井然，很受學生歡迎。所講內容被研究生記錄發表在《文史哲》上，所得稿酬，分文不取，囑咐交給研究生買書用。作為弟子，記者畢業分配到北京后，老師每當周末包水餃的時候，都要給我打電話，約到他平安里的家里坐坐。在我們都還沒結婚的時候，莫言就欣然應邀為我們未來的孩子起好了名字?，F在在大眾日報供職的學生蘭傳斌曾經跟莫言說，其實很不愿借你的名為自己臉上貼金，莫言聽罷卻哈哈大笑：如果我的名對你還有用，就隨便你用。他的坦誠，讓幾個為人弟子者感到一種近乎親情的師生之誼。

莫言在10年內，先后在山東大學、青島科技大學、中國藝術研究院等做專職、兼職或客座教授。了解莫言的學生與朋友都知道，看似人高馬大、不茍言笑的莫言，實際上感情細膩。女兒評價他“很堅強，很溫柔”。除了親友，莫言對那些幫助過他的人，常懷感恩之心，哪怕是微不足道，也總是記掛在心。有一次，他與高密老友去青州仰天山，途經一山村，臨街一戶，門前柿樹三株，綠葉落盡，枝頭紅柿累累，滿樹輝煌。他們下車拍照，并忍不住嘴饞摘了兩顆吃。這戶人家的主婦帶著一對雙胞胎小孩出來看，他們要付錢，被主婦笑著拒絕了?；貋砗?，他寫了一副對聯：“門前萬棵紅柿，家中一對嬌兒”，托青州的友人轉交那個大嫂，以回報她送的兩個柿子。對此，像半個世紀前在小學文藝宣傳隊時那樣，他還寫了一首打油詩：“嘴饞偷柿子，心中很歉疚。大嫂笑著說，只管吃個夠。”越是來自普通人的友善和情誼，莫言越是珍惜，越是難以忘懷。

莫言給我們的啟迪是什么

■顧雪林

莫言獲獎，是中國文壇之喜，也是中國文學愛好者之喜，更是全體中國人之喜！

在我國的青少年學生中，有著大量的文學愛好者，莫言獲獎，為他們樹起了中國本土作家的文學標桿。讓他們知道，中國擁有自己的世界大師級的優秀作家。中國的鄉土文學，既可以是中國的，也可以是世界的。

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飛速發展中，中國的文學作家們迸發出巨大的創造力，他們植根于人民生活和民族傳統的深厚土壤，先后創作出大批具有中國特色和中國風格的優秀作品，莫言是他們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莫言獲獎，給我們中小學語文教學帶來了極其深刻的啟迪。他的文學創作經歷告訴我們，好的文學作品不是靠模仿一兩篇范文寫出來的，不是在舒適的房間里冥思苦想出來的，不是幾個哥們兒天南海北聊出來的，不是什么“天才少年作家”一夜之間的靈感突發。好的文學作品一定來自作家豐富的生活積淀。

莫言從小生活很艱苦，他回憶說：“我想我最初對文學、對當作家的夢想，就是沖著一天三頓吃餃子開始的。”少年失學、回鄉當農民、當兵、在部隊當文化宣傳干事、在報社當記者等，這些漫長而又豐富的生活經歷，成為莫言創作的不竭源泉。莫言的創作經歷告訴我們，有豐富的生活經歷不一定能成為作家，但成為優秀作家一定要有豐富的生活經歷。

莫言的獲獎也告訴我們，文學家并不是一夜成名的，好的文學作品不是靠金錢堆出來的，著名作家不是靠一幫人在密室策劃吹捧出來的。文學創造是極其艱辛的腦力勞動，文學創作要靠豐厚的生活積淀，要靠作家本人的刻苦學習、大量閱讀和勤奮的筆耕不輟。

莫言的獲獎使我們多了一份自信和期待，中國這塊沃土是可以產生世界級文學家的。我們期待在中國青少年文學愛好者中，涌現出更多的文壇之星。

各方熱議

管謨欣（莫言的二哥）：高粱地里出來的文章，都是平常東西，有啥可說的。

崔永元（央視主持人）：一個作家，在趨同和從眾已經成為時尚和潮流的時代還能堅持個性化思考與寫作，莫言的確值得尊重。

馬悅然（瑞典文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對中國人的意外很意外，人家（莫言）的譯本已經這么多了。”

李開復（創新工場董事長）：祝賀！希望未來中國人能獲得每個領域的諾貝爾獎。

陳忠實（作家）：我替他驕傲，他多年的文學追求和文學成就得到了肯定和褒獎。他的作品富有思想，對社會和生活、歷史和現實有著獨到的體驗，在藝術上非常個性化。他并不遜色于歷屆獲獎者。

龍應臺（臺灣作家）：莫言是人民的文學家，一個中國土地里長出來的人民文學家。我希望他的得獎是為中國打開一扇門，讓全世界的人從此看到的不只是政治，而是中國人內在誠懇的心靈。

李洱（作家）：最近關于莫言的爭論很多，有些人冷嘲熱諷，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中國的文化人對西方文化有一種自然的傾慕，如果將莫言與在世的西方作家比較，他非常非常棒。你不能要求作家成為一個純粹的斗士，作家所有的努力都必須落實到語言層面，如果變成一個斗士，語言也是一種被污染的語言。

北村（作家）：我們必須注意到：這是一個文學獎，有它的專業邊界。一個作家的政治立場并不必然影響其專業水準，否則就很難解釋海德格爾現象。作家的精神矛盾可以是未決的，圣徒才需解決。期待莫言以其影響力推進良心事業。

張頤武（北大教授、文化學者）：中國人對諾獎的焦慮與渴望終于釋放。

周國平（學者）：莫言獲諾獎，真好，諾獎由神話變成了身邊故事，中國作家從此可以平常心對諾獎了，得和不得都沒什么大不了了。

潘石屹（房地產商）：多年前，我請莫言吃飯。正吃飯時，莫言接到從日本打來的電話。《檀香刑》要翻成日文，日本編輯發現“凌遲”有500刀，書中少寫了3刀，讓莫言在小說中再加3刀。這是我難忘的一幕。再次恭喜莫言。

韓少功（作家）：高興一小時后繼續寫作吧。

王蒙（作家）：莫言的獲獎說明了中國當代作家以及中國當代的文學成就獲得了世界的關注。諾貝爾文學獎這一獎項，對于喜歡寫作的人來講都是有很正面的鼓勵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