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忠貴，男，1930年10月出生。1949年8月參軍，1952年7月入黨，北京工商大學教授，長期從事哲學教學工作。曾擔任過北京商學院馬列部主任、北京哲學學會理事、全國商業高校馬列教研會會長，先后發表了37篇學術論文以及兩本哲學專著。退休后從事文學創作工作，先后出版了《從流浪兒到大學教授》、《人間真情》、《愛情的故事》、《60年革命人生》等作品。
改教哲學 重新自學受好評
我是1959年初中國人民大學畢業調到學校從事哲學教學工作的，到今年已經半個多世紀了。當時學校叫中央商業干部學校，主要任務是培訓全國縣商業局長以上干部。每期招收七、八百人，學習半年左右。學習的主要課程有哲學、政治經濟學和商業政策。教學方法主要是上大課，分組討論和分班答疑。由于我在人民大學學的是貿易經濟系專業，來這里教哲學有一個重新學習的過程。為此我采取了三項措施，一是認真聽老教師講大課，積極參加分組討論，收集問題，然后回教研室看書，查資料，做好準備后就到我分工負責的那個班去答疑。一學期下來學員感到頗有收獲，認為我的小班輔導是大課的重要補充。1960年元旦，這個班的支部書記和學習委員到我家拜年，說了許多感激的話，使我很受感動。二是到人民大學和中央黨校去聽課，風雨無阻。1961年1月的一天清晨，我校在中央黨校學習的一位老師，給教研室主任老袁打來電話，告知當天上午八點半，中共中央委員、中共黨校校長、著名哲學家楊獻珍在黨校大禮堂，做學習馬列哲學原著的輔導報告，問學校有沒有老師去聽。當時外面正在下著鵝毛大雪，老袁同我們三位青年教師商量著是否前去，我們異口同聲地說“去”。我們冒著風雪、緊趕慢趕，終于在報告開始前趕到了黨校，聽上了報告。三是自學馬列哲學原著，以便為以后的教學打下堅實基礎。從1959年到1961年，我幾乎每晚都自學到半夜十二點。由于長期睡眠不足，加上這三年國民經濟陷入困難時期，食不果腹，我經常感到頭昏眼花，有一次差一點暈倒在講臺上。
經過聽課、自學和小班輔導的錘煉，教研室領導正式安排我給本科學生講授《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全部內容。當時由于年輕腦子好使，對每次講授內容都能熟記在心，娓娓道出，加上恰當的聯系實際，因而講授受到學生的歡迎。這一炮打響后。更增強了我教好哲學的決心和信心。
為輔導班講課 寫信給毛主席受到接見
從1962年在院內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兩年下來，受到學生和領導的一致好評。1964年，毛澤東號召“工業學大慶”，而大慶的基本經驗就是“兩論”（指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實踐論》和《矛盾論》）起家。于是，商業部機關黨委決定在部機關干部中開展學習“兩論”的活動。應他們的邀請，我接受了這次學習的輔導任務。
由于部機關領導干部多，知識分子多，學過哲學的人多，所以我必須非常認真對待。經過對“兩論”的反復研讀，同時比較仔細地考慮了如何聯系商業工作實際的問題，我登上了商業部大禮堂的講臺，我拿出了最佳精神狀態，沉著冷靜而又比較熟練的作了四次輔導，受到一千多聽眾的熱烈歡迎。
1965年夏天，為了貫徹毛澤東“全國學解放軍”的指示，學校舉辦了一期思想政治工作培訓班學習解放軍的政治工作經驗。參加這期培訓的有400多名從事思想政治工作的縣商局領導干部。開學后他們紛紛找到校領導，希望在京學習期間能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據此，校領導安排我給中央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如實反映了學員的心愿。1965年10月9日，校領導接到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定于10月10日下午3時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大廳接見你校全體學員。”聽了這個消息，大家的情緒非常激動，每個人都為參加接見做好儀表儀容的準備工作。
10月10日下午2時，我們已在指定的地點整隊完畢。伴隨著洪亮鐘聲，毛主席、周總理、朱德委員長、鄧小平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同志踏著紅色地毯，談笑風生地走進接見大廳。他們從隊伍的這一頭走到那一頭，面帶微笑，不斷向大家揮手致意，人群中歡呼聲和口號聲此起彼伏。當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落座后，轉動相機把這難忘的時刻定格為永久的記憶。這張照片學校檔案館已經收藏。
在哲學教學中是怎樣對學生進行人生觀教育
經過文革十年動亂，學校于1978年恢復招生，進入八十年代后，我從對課堂問卷調查的分析中，發現大學生在思想上存在一些弱點，主要是，觀察問題比較片面，看消極面比較多，沒有新舊社會對比的感性認識，社會主義信念不夠堅定，考慮個人利益較多，為國分憂思想不足。
針對上述情況，我決定在教學中抓住三個重點，一是幫助學生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二是幫助學生樹立社會主義制度必勝信念；三是幫助學生學會做人的道理。這第三點尤其重要。因為改革開放以后，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加上我們一度放松了思想教育工作，使得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在許多人，包括一部分大學生中滋長起來了。他們只注重實際利益，只重視眼前的利益，不考慮將來的發展。為此我加強了對學生人生觀的教育，向他們說明，金錢是重要的，物質生活的改善和精神生活豐富都離不開金錢，但是，金錢并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的。金錢和人的幸福不能劃等號。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大學生，最重要的是理想、信仰、情操。我們最敬佩的“兩彈一星”之父錢老在一次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最激動地時刻并不是在國家授予我‘最杰出科學家’稱號時，而是在中央把史來賀、王進喜、雷鋒、錢學森并列為中共優秀黨員代表時”。這就是一個知識分子的人生追求。
1982年3月12日，我出席了由中宣部和教育部在中南海聯合召開的“北京地區高校政治理論課教學經驗交流會”，是大會的五位發言者之一，我的發言題目是《我在哲學教學中是怎樣對學生進行人生觀教育的》，受到與會代表的好評。
為改進商業高校馬列課情況向江澤民總書記寫信提建議
在我的教師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經歷是給江澤民總書記寫信并收到答復信件一事。事情的經過是：1993年5月上旬，商業高校馬列主義教學研究會在成都召開了一次理事會，集中研究商業高校馬列課存在的問題，產生的原因和解決意見。在大家討論的基礎上，我作了總結發言。這個總結發言，得到與會理事的一致贊同，并在同年8月召開的“全國高校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原理課研討會”上被推薦為大會發言，受到許多與會代表的稱贊。在這種情況下，我才鼓足勇氣給江澤民總書記寫信。這封信的主要內容是反映商業高校馬列課情況，一是講存在問題，馬列課和馬列課教師的地位逐步下降，不少院校馬列課教師嚴重流失，教學內容陳舊，教學方法死板；二是分析產生原因，受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不少院校領導對馬列課重視不夠，馬列課教師的素質跟不上形勢發展要求；三是提出解決意見，建議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國下發《關于加強和改進高校馬列課教育的決定》，建議中宣部和教育部組織力量編寫馬列各門課的新教材和教學大綱，大力加強馬列課師資隊伍建設。
我這封信是9月中旬寄出的，很快就收到有關部門的回收，全文如下：
潘忠貴同志：
你寫給江澤民同志的信收悉。信中關于商業高校馬列課的意見和建議，已摘報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志參閱。
此復
中辦國辦信訪局
1993.10.27
收到這封簡單回信，我感到十分高興，因為我的這些意見和建議已送到最高領導層那里。
1994年12月28日上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嵐清視察了北京商學院，在他號召的教師座談會上，我匯報了自己在哲學教學中貫徹理論聯系實際原則的做法和效果，得到了他的首肯。會后合影時他熱情地握著我的手說：“潘教授，你講的好啊！”使我受到鼓舞。
發揮余熱 關心下一代給學生上黨課
數十年來，我在搞好教學工作的同時，還注意總結經驗。1994年在教育部政教司主辦的刊物《理論參考》第九期上，發表了《我是怎樣使學生喜歡馬列課的》文章，比較系統地總結了我的教學經驗。在1995年年底召開的全國商業高校教育學會年會上，被評為“高等教育科研成果一等獎”。由于我在教學和科研上作出的貢獻，所以在學校三級職稱（講師、副教授、教授）評定中，我都首批通過。與此同時，我還受到不少學生的尊敬和愛戴。1978年以后，我收到學生來信300多封，他們在信中對我的教學和人品作出了較高評價，其中有些信曾把我感動得老淚縱橫。作為一名老教師，還有什么比這更令我欣慰的呢？
1996年離休后，我發揮余熱，繼續做好關心下一代的工作，積極完成給學生上黨課的任務，收到良好效果。同時陸續出版《從流浪兒到大學教授》、《人間真情》、《愛情故事》、《六十年革命人生》四本文學作品，受到多方好評，還被國家圖書館收藏。
回顧半個世紀所走過的道路，我對人生的感悟頗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為什么活著，人應當怎么活著。首先，人為什么活著，為祖國、為人民、為父母、為妻子、為孩子，在行動上表現為愛祖國、愛人民、愛父母、愛妻子、愛孩子。一句話“為愛而活”。其次人應當怎么活著，要有志向，要誠實，要勤奮，要有分寸，一句話“要活著高尚而充實”。
我為自己一輩子都從事教師工作感到驕傲，感到自豪！
